董乃斌是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界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在几十年的治学之旅中，他始终以探索者的姿态不断开拓、不断积累，从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从个案研究逐渐进入宏观、深层问题的探讨，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形成鲜明的个性。
追求学术理论的自觉意识
早在1998年，《文学遗产》编辑部曾邀请陈尚君、赵昌平及董乃斌三位学者，就唐代文学研究展开交流对话。三位学者皆知名于古典文学界，且各具治学风貌。董乃斌强调：“应十二分地致力于理性思辨能力和理论意识的自觉提高，努力于把一系列具体认识和具体结论上升为理论的建构。忽视理论，甚至藐视理论，以为强调理论必然导致空疏，这是我们学术界的一个思维定式，古典文学界尤甚，如果不注意克服的话，到下一世纪，必将严重地影响学术水平的提高。”重视思想和理论，并不是要忽视文献资料工作。相反，董乃斌形象地将资料考订和理论思辨之于学术比喻为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二者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基于文化、历史等原因，古典文学界并不重视理论，董乃斌的疾呼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若想有大的作为，除了努力发现新材料，更关键的是致力于出思想、出理论，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使认识有所升华。几十年来，他多次提及这一观点，并延续了这一思想。
从事学术研究，必然要探索事物的理由和根据、分析事物发生的因果、研求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哪一项都离不开理论思维。古典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即便是解读一首诗、评判一篇文章，都不能单凭粗疏的经验，而需要对文学的质性、价值的标准有所悟解。理论水平决定了学术科研的宽度和高度，爱因斯坦曾说，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的视域，而恩格斯则将理论思维与民族的科研高度结合起来谈，所谓“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凡此种种，都说明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要求学者自觉提高理论素养，努力构建尽可能完善的知识谱系。
基于理论意识的自觉，董乃斌在从事文学史的专题研究时，注意输入学理，融会新知，并自觉反思自己的研究所采用、预设的技与道。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贯穿于文学史演变中的内在线索，如：中国文学史是否存在着一以贯之并左右着文学发展规律的内在线索；如果存在，又该如何来概括和表述等。对文学史贯穿线的探索、梳理和概括，涉及对中国文学史真实面貌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根本特征、精神本质和民族特性的把握，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涵养是难以措手的。
提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理论
对极具理论色彩的问题进行研究，的确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探索之旅。至迟在20世纪90年代初，董乃斌便在李商隐、唐传奇等专题研究，及中国文学史的撰著中触及文学史贯穿线的问题。如其《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从文学与事的关系角度，创造性地拈出感事、咏事、含事、演事等术语，解答了小说如何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问题。这一著作从客观上论及了一个隐而未发的问题，即叙事的因素普泛地存在于各个阶段、各种文体之中，叙事正是一个贯通性的因子。经过积年探索，董乃斌又将叙事与文学史贯穿线问题结合起来，针对文学界偏重抒情传统的状况，正式提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说法，并于2012年推出新著《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
论旨虽然提炼出来了，但理论探索的艰辛还体现在如何论证上，泛泛之论无济于事，照搬西方叙事理论，念诵“时间”、“空间”、“视角”等词语也难毕其功。董乃斌兼顾文论与创作，从纵横两个维度来构建叙事传统。在文论方面，他不仅设专章，论述《文心雕龙》、《史通》中的叙事思想，还从锺嵘《诗品序》中拈出“事感”说，从刘熙载《艺概》中发掘出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思想。这些都是别出机杼的。在创作方面，他则基于文本分析，深入解剖作品的构成，确立长期视而未见的叙事要素的位置。如书中分析李商隐《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为叙事性颇强的“事在诗内”之作，全诗刻画一个待嫁女子的形象，讲述了她的故事，犹如一篇短小说。他的叙事传统研究，一方面，从文字讲起，以确证叙事之源远流长，贯穿古今；另一方面，考察各种文体，包括史传、诗词、乐府、散文、戏曲、小说，揭示叙事于其中，无不渗透。
学界从叙事视角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史，主要集中在小说方面，或大体以叙事文类为主。但要证成叙事传统，还要从抒情传统，即诗歌与诗学中，考察叙事是否确实蕴含其中。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董乃斌关于古典诗歌的叙事分析，而这也成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的亮点。当然，叙事传统的提出并非是对抒情传统的颠覆或替代，而是对文学史贯穿线认识问题的充实和更新。关于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的关系，董乃斌也是实事求是，避免重蹈抒情传统失于偏颇之覆辙，而持二者同源共生、互动互益的结论。
历史，应作当下看；而当下，应从历史看。历史作当下看，才能尚友古人，知人论世，才能看得亲切；当下从历史看，才能透过表层，去伪存真，不致目迷金碧。阮元所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其用意正在于此。试以一百多年的文学史研究为参照，便可见董乃斌的叙事传统研究正悄然推动学术格局的新变。换个角度说，叙事传统研究是可以推进文学史研究的，从而也是催生学术新范式的积极因素。
在近年来的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学者越来越多地谈到叙事，有的直接以叙事为题旨，有的则在文章中贯穿叙事与抒情的思路，这样的研究不乏精彩之作。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积极意义则在于灌注其中的学术思想是启发式的，是开放性的，学者可循此进一步深化叙事传统的研究，激活叙事的学术潜能，也可以叙事传统为视角来更新文学史研究，还可在叙事与抒情之旁另寻一传统，甚至在叙事与抒情之上就中国文学、文化的特性作出更具魅力的概括。
【作者简介】
董乃斌，1942年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文学评论》编委，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及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主要代表作有《李商隐转》、《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流金岁月》、《中国文学史》、《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陋室之鸣》、《中国文学史学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