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历史系谢维扬教授
记者：刘嘉怡 田柳 来源：上海大学校报
继2005年和2011年后，今年我校4位教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政府基金资助项目，包括文化研究、应用对策研究、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四类。2012年11月15日在文学院A620我们采访到了刚刚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立项的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谢维扬教授。
新布局，提升研究基础
在此次立项的重大项目中，“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课题是属于更注重研究性、讨论性要求的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将就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重大理论和重要方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它具体由四个相互关联又各自以不同学科方法和已有成果为基础的子课题构成，分别是：“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子课题一）、“世界范围内国家起源研究个案的比较研究”（子课题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考古学基础”（子课题三）、“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学问题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文献学基础”（子课题四）。
这个项目针对目前国内对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现状，主要着力于在有关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世界不同地区国家起源个案比较研究、考古学证据认定理论、传世于是新出土文献资料依据认定与解读等方面开展更全面、深入的讨论与分析，以得出更合理与更具科学性的结论，从而推进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提升至新的水平。在研究团队构成上，项目的每个子课题组都由在这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和学术影响的学者领衔，团队成员除上海大学外，还来自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考古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博物馆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汇聚了国内学术界各方精英的强有力团队。
当我们问为什么“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次得以从全国众多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立项时，谢教授表示各方的支持和项目组的研究积累 是重要因素，而从项目自身而言，主要应该是得益于“项目意义重要，论证合理”。国内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有大量成果，但总体上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存在重要不足、缺陷乃至空白，许多论述在准确性和完整性上都存在各种问题。谢教授说：“资料占有度的不够和理论坚实度的不足导致所得出结论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令人满意。”此次在重大项目框架下将开展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方法上可以说都是一次勇拓新路的创新性尝试。从理论深度、国际视角、考古基础和文献依据四个方向齐头推进，这是“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重大项目在总体实施布局上的鲜明特点，它将以这种独到的切入角度，实现对有关课题的真正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可期待获得重要成果。
跨学科，贯彻现代方法
谢教授指出，“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为一项体现跨学科研究要求的重大项目获得立项，表明在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中，贯彻完整的方法上要求已经越来越重要和必要，对有关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也越来越重要和必要。因此，在中国古史研究的许多课题上，传统的“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做法一不足完成研究的最终目标。他向我们解释说，“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重大毅然构建起“跨学科、多校多所”协同研究的框架，正是体现了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这一重要特征。
谢教授介绍，2002年他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与香港中文大学等主办的“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讨会上曾撰文特别指出跨学科研究在未来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应该说得到了事实的验证。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实施，将是在这方面对研究团队的重大考验。谢教授说在他们将启动的这个重大项目研究中，跨学科的要求首先体现在需要融合人类学与历史学各自的主要成果，尤其是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上，例如对人类学与历史学在国家起源和早起国家研究中理论运用目标与要求的异同进行分析和研究等，在此基础上将努力形成符合严格证据要求和有深度理论基础的对于中国国家起源及国家制度早起发展进程的历史学叙说框架。他表示这些做法因为是现代研究的要求，所以必须做到。他还特意指出：“运用跨学科方法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对对方学科的了解和利用要达到专业水平，否则就会画猫成虎。”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重大项目在研究团队组成上的鲜明跨学科特征给人以深刻印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大、和上海博物馆等院校机构的18名参研人员中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均有重要成就，其中不乏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和杰出学者，他们将在项目整体规划下以各自卓越的研究构成有更大冲击力的重大成果。
当被问及申报重大项目的过程和期间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谢教授略加思考后说：“组织人员数量如此众多的一个精英团队，如何组织协调好每一股力量，在实施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表示，由于团队成员在学术上的相互了解和对项目学术意义的一致认同，相信每位学者都将会在团队中发挥应有作用，贡献自己最大的才智和能力。令人高兴的是，11月25日项目开题会已在上海衡山北郊宾馆举行，全国哲社规划办评审专家组5人中除一人因有出国任务外，所有成员悉数出席，并对项目论证再次给以高度评价。项目组团队亦除一人因出国外其余17人均到会，充分显示了这支研究团队的宝贵凝聚力和向心力，预示着项目实施的良好前景。
勇探索，学术创新不止
谢教授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问题上曾投入长时间的关注和探索，此次冲击国家重大项目可谓厚积薄发。他在1995年出版的题为《中国早期国家》的专著，对国内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他解释说，诸如“国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人类为什么会从平等、共同经营的生活方式变为很多人服从一小部分人统治？”这些问题在很多人头脑中都会长久萦绕，因此是有很高认识价值的。而本项目研究就是为了解答这些关于人类安生立命最起源的问题。他还说，国家是一种社会制度，不同于对古代实物类事实通过考古发现是可以见得到、摸得着的，因此关于早期国家制度和起源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抽象性和难度。这就要求有许多高水平的探索。而这次立项成功无疑是对这一基础学科研究在勇于探索的道路上继续推进是重大支持和激励。
谢教授表示，“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项目的研究目标并不追求在所有有关课题上都给出最终确定的结论性意见，更主要的是想为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研究探索有关理论、方法问题的一些新的、更合理的认识，拓展研究的角度，提升研究的深入性、准确性，让人们对这一重大课题的内涵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推进研究本身。这个作用也可以通俗地说，就是使在这项研究中“减少一些无根之论，多一些有有价值的探讨”。
当我们询问谢教授，回顾自己多年的研究经历，如果能回到过去，有什么是最想对我们年轻同学说应当注意的事情时，谢教授对我们说了他的三点极恳切的感受。首先，他表示如果立志做古史研究，年轻时就要喜欢背书，不要轻视之。这不仅可以丰富永远带在自己身上的资料储备，还能培养对资料掌握的严谨态度。他指出任何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引擎在很多方面还是比不上人脑对资料整理和抽调的能力的。其次，他告诫看文章要带着问题去看。写在书上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所以看书要比较着看，比较不同学者、不同学科和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阅读的视角和对知识的涉猎范围一定要广。最后，他提出要学会追本溯源读第一手资料，不要满足于阅读综述性的文章和书籍。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只有读出自己的心得才能推动学术的前进。
